每次回到縣城老家，我都會成為長輩們眼中的‘救星’。

負責小區清潔的阿姨、保安室里的大叔、親戚家雇用的保姆……只要是熟識的長輩，往往會在見面時把我叫過去，幫他們解決用手機時碰到的難題：微信離奇消失、手機內存已滿、網址不會保存……當然還少不了那些需要付費訂購的‘省錢卡’和偽裝成軟件警告的 app 開屏廣告。

期間有個發現是，很多在我們看來最簡單不過的基本操作，像什么安裝卸載應用、開關靜音或是微信掃碼，對部分中老年人來說都構成了巨大的障礙。他們大多看得懂文字提示，卻不理解怎么轉變為實際操作，因為他們遠不如年輕人熟悉各種界面元素背后的象征意義。譬如，我們知道向左的箭頭‘←’一般意味著‘返回’，但在中老年人的觀念里，這種對應關系不必然存在。

而且，這種困境并沒有因為科技的發展而得到改善，世界依然朝著年輕人熟悉的走向狂飆突進，健康碼、手機打車、網上掛號、電子火車票等智能生活應用的快速鋪開，甚至進一步拉大了‘數字鴻溝’。人工服務方式被功能單一的自助科技迅速取代，讓習慣了傳統方式的部分中老年人在當下的社會顯得寸步難行。

作為一種‘事后補償’，近來社會開始關注老年人在智能時代的處境，提出各種技術上或政策上的措施來幫助這個一度被遺忘的龐大群體來適應這個時代，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的《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便是一例。

然而，這種關懷似乎遮蔽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老年人與智能技術的區隔？

老年人和年輕人區別在哪？

最主要的因素自然是那些‘硬性’的阻礙，比如過去受教育程度不足；視力、聽力、記憶力等生理功能的退化；經濟困難；為許多實驗證實的、人在年老后拒斥新事物的先天傾向，等等。但這些因素不是今天想要談論的重點，因為對存在實際困難的老年人，為他們提供人性化的人工服務幾乎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更想談論的是，那些來自文化的、‘軟性’的限制。

先試著設想這樣一個場景：你在汽車客運站的自助售票機前排隊購票，你前面只有一位老人在售票機的屏幕上摸索。突然他轉過身來，說自己不知道怎么掃碼付款，希望你來幫他操作。

這時候你會怎么做？想必大多數人會選擇幫助這個老人，哪怕帶有一點小小的戒心。畢竟老人不會用自助售票機太正常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碰到過這樣的場景，而普遍的道德義務也會敦促我們伸出援手。

但假如對這個場景做一些小小的改動，例如，把前面的老人換成一個 20 歲出頭的年輕人。面對他的求助，你會有怎樣的反應？

說實話，看起來就很蹊蹺。如果是我面對這樣的情境，第一反應大概是困惑和驚慌——面前這個年輕人要么是剛從偏遠地區來到大城市，要么是處心積慮的詐騙犯，而我的對策或許是馬上轉身離開。

原因很簡單，比起老年人不會用科技產品的司空見慣，一個年輕人不會掃碼付款實在是太‘不正常’了。生活經驗告訴我，一個生活在 2020 年的年輕人不會不懂得掃碼，于是這種反常現象的背后很可能是一個危險的陰謀。

透過這個思想實驗，就能夠發現在我們的生活經驗里，已經確定了‘老年人’可以對大眾科技感到陌生，而‘年輕人’卻不應如此。與其說這是刻板印象，不如說是統計上的總結。

然而說到底，一個健康的、受過教育的老年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和一個年輕人不會駕駛汽車真的存在什么本質性區別嗎？似乎沒有。但談到前者時，我們更傾向于要求手機廠商與家人想辦法幫助老人上手使用；而談到后者時，我們更傾向于認為這是年輕人自己的責任。假如確實有開車的需求，那年輕人應該努力學習考取駕照，而不是坐等自動駕駛技術來適應自己。

簡而言之，在我們的普遍觀念里，科技總是有義務去照顧老年人，而年輕人有義務去主動學習新事物。毫無疑問，對‘弱勢者’的人文關懷是一個社會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之一，也是科技界始終追求的高尚目標。但縱觀歷史，老年人并不必然扮演著‘弱勢者’的角色。

角色的轉變

斯坦福大學文學教授羅伯特·波格·哈里森 （Robert Pogue Harrison） 曾在他的著作《我們為何膜拜青春》里指出，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是一個崇拜年輕的時代，人們無論是外貌、心智、欲望還是生活方式都在‘年輕化’。

▲ 27 歲的 Doublelift 仍被認為是一個‘大男孩’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美顏相機里的‘寶寶’貼紙；人們在過生日時喜歡強調自己‘永遠 18 歲’；B 站《后浪》演講視頻里‘前浪’對‘后浪’的肯定；《乘風破浪的姐姐》里一眾女星仍然表現得青春自信；最近《英雄聯盟》北美傳奇選手 Doublelift 發文宣布退役時，得到最多點贊的評論之一是這么寫的：

‘我們都以為這個大男孩會永遠年輕，永遠不會作為一個大人離開我們。’

但對年輕推崇有加在歷史上只是一種新近的發明。歷史學家安德魯·阿肯鮑姆（Achenbaum 1978）發現在 200 年前的美國，老人的地位要遠比今天來得高。因為在現代以前，老年人的數量稀少，能活到老年被看成是一種積極的成就，而且老年人在知識與經驗方面具有優勢，年輕人往往要仰仗他們的指引。

這種對老年人的尊敬普遍出現在各國文化中，一個極端例子是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西亞人（Abkhasians）——當地人十分尊重老年人并從他們那里獲取指導，而且老年人自始至終都是社區的領導者，他們在 80 歲以后仍會保持一定程度的體力勞動，繼續和年輕人生活在一起。因為老人繼續工作，生活方式沒有產生重大轉變，因此也不需要通過賭博等方式‘打發時間’，而是過著一種充實的群體生活（Robins 2006）。

▲ 月岡芳年的浮世繪畫作描繪了將老人遺棄在深山的民俗

相反的現象當然也存在。在一些以狩獵-采集為主的小型社會中，因為老人缺乏生產力且這些社會缺少額外的資源供養老人，于是便發展出了各種‘棄老’風俗。人類學家查爾斯·哈特曾記載自己在上世紀 20 年代目睹生活在澳大利亞北海岸的提維人（Tiwi）部落將年老女性直接活埋；日本長野地區也曾有棄老的民俗傳說，依據當地傳說改編的電影《楢山節考》還獲得了 1983 年的戛納金棕櫚獎。但總的來說，棄老只是零散出現的小規模現象，對老年人的尊敬才是古代世界的主流。

老年人形象與地位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化的結果。最主要的原因是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使得人均壽命大幅延長，活到老年也從一種值得尊敬的殊榮變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世界歷史上所有活過 50 歲的人中，超過三分之二目前仍然健在。

▲ 圖片來自：Unsplash @Mary Blackwey

另一個原因是大眾教育的發展與文化重心的轉移剝奪了老年人的知識優勢。曾經人們會向老年人請教婚姻、習俗與土地方面的知識，但現代世界的迅猛發展讓他們的經驗瞬間過時。獲取信息的低成本讓年輕人普遍擁有更豐富的知識儲備，而老年人對于‘怎么制作視頻’‘該報考哪些學校’等新問題幾乎不可能給出任何有價值的建議。在美國一項研究中，接受采訪的 60 歲老人表示在 36 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會和他們談論‘重要問題’；如果剔除掉親戚，那這個比例就會減少到 6%。

在當下時代，年輕人被視為具有‘生產潛力’，于是社會鼓勵年輕人去投資自己，學習各種知識與技術，并形成了一種以科技為潮流的文化圈子。年紀輕輕不把時間用來學習看起來是一種過于追求安逸的、不負責任的舉動，這么干的年輕人也會因此受到外界的壓力。相反，老年人被認為缺少生產價值，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就是‘不添麻煩’‘安享晚年’。理所當然，老年人也沒必要接觸新科技而將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中。

更年輕的未來

對老年人態度的改變，也會影響到老年人自身。

很多老人確實接受了社會賦予他們的角色定位，相信自己學不會新技術，也不應該在學習智能技術上花費太多時間精力。結果是，哪怕他們擁有一臺智能手機，往往也不愿意像年輕人一樣琢磨各種功能細節。在碰到問題時，他們更傾向于‘找年輕人幫忙弄弄’而不是自己費心去研究。在這樣的文化定位下，哪怕年輕人有心去教老年人用手機，他們也未必會上心學習。

但在那些感興趣的事物上，老年人顯然也是具備持續學習能力的。以駕車為例，日韓英德等多個國家都允許 70 歲以上的老年人在通過定期認知能力測試后持有駕照，中國也在 10 月加入了這一行列。據成都商報的報道，新規出臺次日就有很多老人打電話到駕校咨詢。沒有什么理由認為，使用智能手機比駕車困難多少，唯一的區別在于，汽車是一種悠久得多的發明，因此在人們的眼中更加‘傳統’，也更加適合老年人學習。

另一個例子是特朗普——他以堅持不懈每天發數十條推特的‘推特治國’而聞名，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從年齡上說他也是個 74 歲的‘老年人’。雖說特朗普高強度‘網上沖浪’的目的是打造‘貼近民眾’的人設來拉攏支持者，但他也證明為了實現特定的目的，老年人可以在行為上相當‘年輕’。

▲ 因熱愛游戲而聞名的日本老人加三清

換句話說，阻止那些認知能力足夠的老年人去接受智能科技的主要因素，就是‘觀念’本身。若社會主流文化愿意向老年人開放，而老年人也愿意在觀念上向‘年輕文化’靠攏，那么像年輕人一樣玩梗、做視頻、打游戲對他們來說根本不在話下。一些‘老年游戲網紅’已經為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性：80 歲的日本老人加三清就因為專注于《黑暗之魂 2》而走紅，被稱為‘黑魂大爺’；85 歲的美國游戲博主 Shirley Curry 更是在 YouTube 上擁有超過 92 萬的訂閱者。

年輕的文化還能夠帶來年輕的身體。例如一項研究發現，老年人玩《魔獸世界》可以提升他們的認知能力（McLaughlin et al。 2012）。比起被主流文化隔絕，以至于老年人只能自己想辦法消磨時間的現狀，讓他們也參與到年輕的文化中，有可能讓老年人活得更快樂、更健康。

人的變老只是客觀中立的事件，它本身不傳遞任何價值取向。重點在于，我們決定怎么看待‘變老’這回事。如果文化將老年人拒斥在外，那就無異于鼓勵老年人自絕于智能時代，僅僅在形式上要求社會照顧老年人的習慣只是治標不治本。更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文化的方式鼓勵老年人在心智上變得‘年輕化’，或者讓科技變得‘全年齡化’。